義和團運動的爆發(fā)，在很大程度上顯現了民眾運動的強烈。正如1848年革命震撼了歐洲列強，震懾了反動保守勢力一樣，義和團運動導致清代中國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卻也顯示了民眾的覺醒，所以這在事實上重挫了歐美日列強對中國的瓜分行動。國內外歷史學界普遍承認這項判斷，并指出美國主張的門戶開放政策在那之后占據上風，美國為代表的歐美列強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俄國和日本對中國的領土野心，強調保持中國“領土完整”的重要性。日本因而對歐美列強深感不滿。
義和團運動的國內代價，誰該為此負責？通常意義而言，反動的清廷王公和官員，以及無知迷信的農民群體被認為是導致“拳亂”升級的最顯著責任者。東南沿海地區(qū)的知識階層、工商階層，以及口岸地區(qū)的買辦階層，顯然因此徹底喪失了對清廷領導國家革新的信心，哪怕是袁世凱之后上位后曾推出一系列令人振奮的改革措施，也無法徹底扭轉因清廷腐朽所導致的絕望。
而農民群體在義和團運動中的力量展現，則更是導致之后20多年時間里，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及其知識階層代言者，不信任任何可能帶動工農群體廣泛參與的政治方案。這種懷疑群眾、遠離群眾的價值選擇，也將造成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推進面臨巨大障礙。一直要到1927年及以后，經由對農民運動進行深入考察的毛潤之，通過秋收起義點燃火種，用科學理論發(fā)動民眾力量，最終才讓中國革命在1949年獲得成功。
義和團為何在山東發(fā)源
江蘇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國研究叢書”近日再版了 當今美國研究中國近現代史領域最有成就、最負盛名的學者之一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所著的《義和團運動的起源》一書。該書初次出版后，曾引發(fā)學界廣泛震動，迄今被認為是中國近代史尤其是義和團運動研究的代表性佳作，并因此先后獲得美國的中國學研究的兩個最高獎：費正清獎和列文森獎，以及加州大學伯克萊獎。
《義和團運動的起源》一書首先探討了義和團運動的發(fā)源地山東在近代的政治、經濟、社會發(fā)展狀況。華北平原長期以來一直是中國重要的農業(yè)區(qū)之一，農業(yè)是山東在內的華北地區(qū)民眾主要維持生計的方式。山東省從地理上來看可以比較清楚地分為膠東半島和魯西山區(qū)。魯西地區(qū)的農業(yè)出產較低，這與當地的地主所有制的發(fā)達、頻繁遭受黃河等河流災害、大運河的衰落有關。
相較于地理和經濟，魯西地區(qū)的社會組織方式在19世紀后期發(fā)生了顯著變化。當地在明清兩代乃至更早以前的宋元時代，一直以民風彪悍著稱，當中央政府控制能力下降時，總會出現持續(xù)的盜匪現象。中國經濟在19世紀后期陷入不斷加劇的困境，這加深了包括魯西地區(qū)在內各地農民的貧困程度。這使得相當數量的地主士紳將子弟轉移至青島、濟南甚至更遠的上海、天津、北京，同時也讓基層地方的自治陷入了相當程度的真空狀態(tài)。
這就使得有著長久影響的秘密宗教、習武傳統的合流發(fā)展獲得了條件。山東作為孔孟之鄉(xiāng)，是中國正統的根源，但正如《義和團運動的起源》書中所指出的那樣，當地也以異端和暴亂著稱。東周時期，齊地就興盛巫祀，并與正統儒家展開激辯。反抗新莽的赤眉起義，也有齊巫為起義賦予了價值依據。東漢末年的黃巾起義、唐朝末年的黃巢起義以及《水滸傳》小說的事例原型，均與魯西地區(qū)的秘密宗教相關。
16世紀前后，無生老母已經成為當地秘密宗教的主要信奉神。無生老母的神祗形象，很明顯融合了西王母、后土女神、女媧娘娘以及黎山老母等女性神祗的形象，在信徒的傳說中將上述諸神的法力融為一體。但正如《義和團運動的起源》書作者所指出的那樣，當地秘密宗教的信奉者通常非常熱愛和平，多為老嫗或寡婦，“忠誠地過著一種行為端正、起到、背誦箴言和素食主義的生活”。這意味著，無論在當時的中國（明代后期、清代前期和中期），還是19世紀以來的美國，類似的民間宗教更多意義上是禮儀性的，以道德自律的使命為內核，也談不上如何愚昧，更不應該在妖魔化前者的同時，又將后者理解為心存敬畏、不失善念的好人。
但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樣，當災害頻頻，朝廷權威被不斷削減的情況下，秘密宗教就很可能轉為對朝廷的挑戰(zhàn)。盡管清代帝王屢屢著力清剿秘密宗教帶動的武裝起義，卻因為其治理漸漸趨于腐朽，反而招致了越來越激烈的反抗。1813年，起義者甚至打進了紫禁城。
魯西地區(qū)崇尚尚武。明清兩代，官府都熱衷于在當地招募兵員。但這顯然是雙刃劍，當秘密宗教與習武群體結合起來，就意味著對朝廷的巨大威脅。通常而言，朝廷可以很容易地滲透進入習武群體，但對于秘密宗教而言，同樣的策略不但難以奏效，而且還可能遭受反滲透。
為何反抗帝國主義
正式的義和團在1899年掀起起義，采用了“扶清滅洋”的口號。但在此之前，山東等地的秘密宗教掀起的反抗、起義，在很長時間內都同時與清廷與帝國主義作斗爭。
晚清民間，人們很難直觀了解本國經濟體系因陷入半殖民地而走向解體的狀況，卻能深切感知這其中的變化。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之后，外國工業(yè)品大規(guī)模涌入中國市場，對于中國傳統手工業(yè)的打擊是相當突出的。包括魯西地區(qū)在內，國內不少地區(qū)因棉紡織業(yè)的解體而找不到任何生產性行業(yè)代替。
所以，19世紀晚期的三十年，雖然出現了頗具商業(yè)繁盛的上海等口岸城市，但整個國家的經濟的健康程度相比過去50年、100年是原為不及的。而且，少數口岸城市的興盛，無法替代傳統產業(yè)解體帶來的社會影響。
《義和團運動的起源》一書指出，因為美國長期推行政教分離，所以美國讀者，以及占據各類歷史研究主導地位的美國學術界，常常會忘記歐洲在很長時間內將軍事侵略、貿易擴張與傳教散播進行了三位一體的融合。很多情況下，歐洲宗教首先扮演探路者的角色，雖然這也會產生傳播科學文化知識的積極作用，使得半殖民地、殖民地之中的少數孩子獲得教育機會，但是更合理的解釋是，這種散播、探路，其目的就是首先致力于從內在剝蝕半殖民地、殖民地人民對于歐洲帝國主義的抵抗熱情。
書作者不無諷刺地指出，“每當戰(zhàn)爭爆發(fā)，（歐洲）傳教士即認為是天意使然。假如這類戰(zhàn)爭顯得不夠正義，因為其目的是使中國對非法的和不道德鴉片貿易打開大門，他們便聲稱那是上帝的意志”。
而在山東，正是因為歐洲傳教士在19世紀后期急切推動傳播，所以其傳播效果不僅要好于來自美國的新教教會，發(fā)展人數更多，而且也表現出更加強勢的傳教風格。也就是說，歐洲傳教士更可能蔑視中國人，包括中國人的本土信仰乃至風俗，而且諸如德國等歐洲新興國家和英國這樣的老牌資本主義大國，出自這些國家的傳教士也往往是粗暴的民族主義者。
相較于很多情況下有意回避世俗權力，避免跟本國駐華機構也最好不跟中國地方官府打交道的美國新教教會，歐洲的傳教士非常嫻熟地與本國駐華使館、軍隊、商業(yè)機構勾連，精準地向山東各級官府乃至清廷的總理衙門施壓，來獲得各方面的特權。
到了19世紀90年代，歐洲帝國主義到了最為鼎盛的時期。來自歐洲列強的宗教、軍事、政治、商業(yè)、文化人士來到亞洲、非洲和拉美，都有著強烈的驕傲，根本不擔心、沒有意愿去回避與中國民眾之間發(fā)生沖突。
在山東、江蘇、安徽、河南四省交界的地方，清末時期盜賊四起，村莊為了自保也增強了互保合作。盜賊甚至能夠偷襲清軍的正規(guī)軍，席卷輸送到中日甲午戰(zhàn)爭前線的軍火。
《義和團運動的起源》書中還談到，甲午中日戰(zhàn)爭結束后，清政府還向日本賠款，這加大了財政負擔。為此，包括山東在內，各省都在裁減常駐軍隊。這意味著，山東各地，特別是魯蘇皖豫四省交界地區(qū)，清廷的控制能力下降到了冰點以下，這造成歐洲傳教士和本土秘密宗教競賽式的失控傳播，并越來越頻繁地引發(fā)沖突。
待德國攫取中國膠州灣建立軍港，還獨霸路權和礦權，脅迫清廷只能站在他們一邊來“拉偏架”，這種情況下，義和團爆發(fā)被后世的歷史學家認為是完全合理的反抗反應。
所評圖書：
書名：《義和團運動的起源》
作者：（美）周錫瑞
譯者：張俊義、王棟
出版社：江蘇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年10月
